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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20世纪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
时间:2014-03-24   来源: 理论网    人气:46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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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20世纪海外毛泽东研究的历史分期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受到众多海外研究者的重视。仅笔者所知,几十年来,海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已形成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多个中心,先后出版专著上千种,各种论文不计其数。由于海外学者在研究中常常采用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常能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也不乏客观的论述,有些学者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已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甚至在一些方面超过了国内的研究水平,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有一批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进展十分关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1]
 
  海外对毛泽东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始于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及其文章的译介,30年代美国著名记者斯诺所著《红星照耀中国》引发了美国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大兴趣,而后研究扩展到日本、加拿大和西欧,80年代后扩展至澳大利亚。根据研究的深度、规模和重点,笔者认为20世纪海外毛泽东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即理论准备阶段、起步发展阶段、掀起高潮阶段和反思重估阶段,分别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
 
  一、理论准备阶段(20年代到40年代末)
 
  这一阶段主要是对毛泽东的革命活动和著作进行宣传介绍。出于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最早向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和全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及其思想。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长沙《战士》周报第35、36期合刊上发表,两个月后就被《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刊登;次年6月又发行了英文版,该版短评认为它是“在迄今为止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出版物中,这篇报告是最为清晰的”。[2]这是第一篇被介绍到海外的毛泽东文章。此外,1934-1939年间《共产国际》还刊登过毛泽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论新阶段》等著作的重要内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著作的关注和宣传客观上造成了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传播的条件。[3]
 
  在西方,以埃德加·斯诺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为代表的美国进步记者和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先后来到中国,向世界报道中国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和业绩,开创了西方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先河。1929年史沫特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在江西苏区初创时期,她冲破了国民党对新闻的封锁,撰写了《中国红军在前进》一书,这是西方记者向世界介绍井冈山时期红军战斗情况最早的作品。[4]
 
  1936年斯诺来到陕甘宁边区并生活三个多月,他把在根据地的所见所闻所记写成通讯、报道等,刊发在当时美国纽约的《美亚》、美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密勒氏评论报》等杂志上,在西方引起轰动。1937年10月斯诺将他在陕北的访问记等汇编成《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被译成20余种文字。斯诺用真实可靠的材料打破了国民党的十年封锁,生动地刻画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像,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公正的报道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的个人生平及思想。时至今日,《红星照耀中国》仍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经典参考书之一。
 
  《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不仅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它还吸引了西方许多新闻记者前来中国采访报道,写下了《续西行漫记》(尼姆·韦尔斯)、《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爱波斯坦)、《红色中国的挑战》(根瑟·斯坦因)、《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福尔曼)、《早晨的洪流》(韩素音)等著作。
 
  1944年6月中外记者参观团到陕甘宁边区参观访问,毛泽东同他们进行了会谈。随后,美国记者爱波斯坦写成《这就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发表在1945年9月2日的《纽约下午报》,时值毛泽东赴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此文在西方引起很大影响;另外根瑟·斯坦因写成《毛泽东会见记》两篇、斯特朗写成《毛泽东访问记》,三人的文章都编入《毛泽东印象记》在西方发表,扩大了毛泽东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5]1946年8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通过斯特朗的报道,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很快传到西方。
 
  总之,从20年代到40年代,毛泽东思想在海外的介绍和传播,主要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支持和一批西方进步记者的宣传报道。这些成果主要出自新闻记者之手,严格地说属于宣传和介绍性质,还不是学术研究性著作。但是,它们扩大了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在国统区以至海外的影响,同时为海外50年代后逐渐兴起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许多真实可信的原始资料,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二、起步发展阶段(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
 
  海外系统的毛泽东研究实际上始于40年代末。因为这个时候,一方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苏关系进入蜜月期,前苏联方面对毛泽东著作表示了肯定和赞扬。另一方面,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状态,而社会主义中国采取“一边倒”政策,美国当政者认为对它是“一大威胁”,美国要调整其对华政策,就需要全面研究毛泽东的战略与策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海外毛泽东研究开始全面发展起来。
 
  早在1948年,前苏联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把东北解放区出版的《毛泽东选集》译成俄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高度赞扬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国际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苏共就开始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介绍和宣传毛泽东思想。1950年12月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先于中国的《人民日报》译载了毛泽东的《实践论》,并于12月18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论毛泽东的著作〈实践论〉》,对《实践论》进行全面介绍和评价。毛泽东的《矛盾论》在国内公开发表后,得到苏联理论界普遍的肯定性评论。l957年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后,当时的苏联学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欧美一些原来研究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学者开始研究毛泽东及其战略思想。1948年,美国中国学家费正清出版《美国与中国》[6]一书,用一定篇幅论述了“毛泽东的兴起”,他注意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似乎是很特殊的”,初步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此时期欧美毛泽东研究较有影响的著作主要有:弗罗芒坦于1949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的龙》,罗伯特·佩恩1950年出版的《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史华慈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195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斯坦纳1952年出版的《毛主义:原始资料》,赞特1952年出版的《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的社会含意》,恰森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的步步高升(1921-1945)》,奇尔1953年出版的《从孔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欣顿1956年出版的《共产党中国的领导人物》,等等。其中,史华慈的《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费正清、布兰特、史华慈三人合编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被公认为西方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标志性著作。
 
  《中国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7]论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中共历届领导人推行的路线,并专列一章分析了毛泽东的战略。作者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反映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种独特的倾向”,并提出“毛主义”(Maoism)这样一个专有名词,用来表明毛泽东战略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1921-1951)》收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正式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试图用历史文献来论证“毛主义”的形成过程及其独创性。它提供的文献资料,为西方学者开展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研究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一时期欧美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受到很大局限。一是美国在1950-1954年间掀起反共逆流,推行麦卡锡主义,一些对中国新政权抱有好感的学者、原外交官和记者受到责难,如拉铁摩尔、费正清、戴维斯、谢伟思、斯诺、史沫特莱等人,因同情中国共产党或客观评价中国问题而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及毛泽东研究一度陷入低迷状态。二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美国几乎没有搜集有关中共的情报。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美两国成为直接交战的“敌对国家”,更没有直接的资料交换关系。由于可供利用的史料奇缺,研究者往往限于按照西方思维方式分析和研究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新民主主义论》等少数几部著作,不能对历史事件作出客观阐述,也不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为了推进毛泽东研究,费正清从1954年开始把研究和教育结合起来,培养从事东亚地区研究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形成了研究梯队。如史华兹、布兰特、施拉姆等研究毛泽东的专家都是费正清的学生。1958年以后,美国官方逐渐转为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并且为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美国的当代中国问题研究才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
 
  此外,在日本毛泽东思想和著作受到推崇,日本学者松村一人对《实践论》和《矛盾论》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称“两论”对日本战后中兴起了启蒙作用,指出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在亚非拉各国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也开始增大,正如美国学者特里尔在《毛泽东传》中指出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期间,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毛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8]
 
  与此同时,中国出版和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热潮影响了欧美国家,毛泽东的著作开始在海外传播。1949年10月法国的彼埃·西盖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法译本。1950年美英差不多同时出版了《讲话》英译本。1951年12月,美国的鲍德·考普顿编译了《毛的中国:1942年至1944年整风文件汇编》,收入毛泽东著作6篇,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英国翻译出版英文版《毛泽东选集》第1卷,1959年冰岛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1卷。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出版了两种英文版本的《毛泽东选集》。
 
  三、掀起高潮阶段(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
 
  此前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引起了海外学者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关注,同时中苏论战以及“文革”的突然爆发则进一步刺激了海外学者对中国现状和毛泽东思想的广泛研究。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对毛泽东的研究深受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影响。由于当年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逐步尖锐,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东欧学者迎合政治需要,由20世纪50年代肯定和颂扬毛泽东转为批判“毛主义”。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主要有:1968年V.G.格尔布拉斯的《毛的假社会主义》、1970年康斯坦丁诺夫和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编写的《对毛泽东思想理论的批判》、1971年科尔巴什写的《毛泽东主义的经济理论》、1972年鲁缅采夫写的《毛泽东思想的起源和发展》、1974年苏联、保、匈、波、东德、蒙古等国学者合写的《毛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政治上的敌人》、1975年G.吉尔金诺夫的《毛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1977年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论文集《毛主义思想政治本质》以及1979年由苏联、东欧和古巴等共同参与出版的论文集《没有毛的毛主义》,等等。其基调是称毛泽东思想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是“实用主义”。这显然不是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反映了中苏关系恶化背景下的非正常研究状态。
 
  攻击和丑化毛泽东的传记性著作有:1962年匈牙利的乔治·帕洛克兹·哈尔瓦思写的《毛泽东:蓝蚁国王》、1971年匈牙利的乔治·厄本的《毛主席的奇迹》、1976年弗拉基米洛夫的《毛泽东的政治传记》等。这些著作全面歪曲和攻击毛泽东思想,内容充斥着强烈的政治偏见和反华宣传,由于缺乏客观性而没有多少学术价值。
 
  与此情形不同的是,到50年代末,美国学术界要求冷静地研究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中苏分歧公开化后,毛泽东及其思想更引起了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鼓励开展海外问题研究,给当代中国研究(其中包括毛泽东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美国政府为各研究机构提供专项基金,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等基金会也拨款资助“中国学”研究。仅1958年至1970年间,美国政府为当代中国研究提供的资金就达1504万美元,各大基金会拨款约2382万美元。[9]由于出现了新的形势,又有充裕的资金,欧美的当代中国研究出现了迅速发展的势头,各大学纷纷成立东亚研究中心和中国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专题研究和着手培养新生研究力量。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加利福尼亚、密执安、斯坦福、匹茨堡、普林斯顿、印第安纳、亚利桑那等大学,均设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英国的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利兹大学和德国的图宾根大学、慕尼黑大学也有一些较知名的研究者。
 
  到60年代末,欧美有关的研究机构已增加到50多所,从事当代中国研究的学者队伍迅速扩大,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也随之增多,涌现出S·施拉姆、A·科恩、魏斐德、R·特里尔、M·奥克森伯格、R·所罗门、R·斯卡拉皮诺、陈志让等一大批学者。这个阶段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R·佩恩的《革命家毛泽东的画像》(1961),S·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和《毛泽东》(1966),G·萨默斯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的神话》(1963),J·鲁的《毛泽东思想中的反斯大林主义倾向:毛主义的起源研究》(1963),H·坎布勒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马克思列宁主义系统概念》(1963),A·科恩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64),陈志让的《毛与中国革命》(1965)等。其中施拉姆的《毛泽东》[10]和陈志让的《毛与中国革命》影响较大。《毛泽东》是一本政治传记,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比较系统地叙述了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革命生涯和思想发展,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毛与中国革命》也是一本传记性著作,对毛泽东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作了有根有据的考察,力图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同毛泽东的个人经历、20-30年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从思想理论同客观实际的结合上勾画出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轨迹。
 
  60年代后半期,有两大事件对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及毛泽东研究发生了很大影响:一是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一是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1965年2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越南战火扩大、升级,引发了美国国内以各大学为中心的反战运动。1968年,美国各大学的年轻学者成立了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他们指责以前美国的亚洲研究是政府的御用学术,对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认为研究亚洲的学者不应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而应站到亚洲方面看问题。这时中国已经发生并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许多年轻“左派”学者对美国社会现实不满,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共鸣。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不仅体现了毛泽东所设计的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容,而且同样的或类似的方针政策也适用于西方社会。他们改变了以往美国的中国学界对新中国的敌视态度和对毛泽东的批判态度,开始称赞毛泽东的理论和政策构想,撰写了大量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著作。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其著述带有明显的极左色彩。
 
  1972年,中美发表上海联合公报,给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及毛泽东研究注入了新的动力。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于1973年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把资金优先放在发展中国学研究上,提出把中国学研究作为全国性的事业。因此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得到很大加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也获得很大发展,表现为研究队伍得到充实,研究范围扩大,研究成果激增,出现了空前的研究热潮。
 
  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是陈志让的《毛泽东》(1969),G·汤姆森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革命辩证法研究》(1971),R·埃蒂安布尔的《我的毛主义四十年(1934-1974)》(1976), 魏斐德的《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1976),D·威尔逊编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1977),I·舍费尔的《毛泽东思想导论》(1978),J·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1979)。此外,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M·迈斯纳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主义》(1982),B·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1982)等虽在80年代初出版,但成稿是在70年代,也属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涉及面广泛,包括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等。其中,受到西方学术界好评的是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和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叙述和分析了毛泽东1935年以前的政治思想与实践活动,认为推动毛泽东政治思想发展的力量来自斗争和经验,而不是抽象的计划,因此研究毛泽东思想理论,“必须注意其实践性以及它借以产生的政治环境”。[11]这种研究思路受到西方许多学者的称赞。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是1976年之后西方惟一一部以整本书的篇幅来研究整个毛泽东思想的专著。[12]它从政治、哲学等方面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将毛泽东思想同西方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学者的理论作了有趣的对比。这本书是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写成的,受到了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金思恺的《毛泽东思想:形式和内容》,论述了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认为毛泽东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牢固地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但与马克思本人的文献相比前进了一大步。[13]
 
  在欧美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学者主要分为三个学派,以魏特夫为代表的“右派”,以费正清、施华慈、施拉姆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佩弗·沃尔德为代表的“新左派”。在20世纪60-70年代,他们借助于《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和《近代中国》(Modern China)杂志为阵地,围绕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激烈辩论,先后展开了两次大论争:一是右派和自由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否具有独创性的问题进行论争;一是自由派和新左派围绕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展开论争。两次论争虽然存在很多局限,但形成了可喜的理论成果,大大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研究。
 
  在60-70年代,日本加大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以青年新左派运动中“3M”主义为基础,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小组”。[14]日本学者研究的倾向性强,有的学者批评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有的学者坚持这种理论,褒扬“文化大革命”。尽管如此,日本学界的毛泽东研究仍呈现了纵深发展的势头,主要表现为,为了理解和评价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人们大大拓宽了自己的理论视野,既有对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的分析,又有对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及相互关系的揭示,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毛泽东思想。主要著作有:今堀诚二的《毛泽东研究序论》、西河毅的《毛泽东评传》、中西功的《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高桥亨的《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背景》、福本和夫的《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三浦勉的《毛泽东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历史探讨》、宇野重昭的《毛泽东:人和思想》、加地伸行的《中国人的逻辑学──从诸子百家到毛泽东》、松村一人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意义》、河池重藏的《毛泽东和现代中国》、德田教之的《毛泽东主义的政治力学》、上妻隆荣的《毛泽东的经济思想和管理革命》、冈本隆三的《游击战:毛泽东的战略震撼世界》、鸟村桥的《毛泽东和他的军队》、竹内实的《毛泽东:诗与人生》、贝冢茂树的《孙文与毛泽东》、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研究会的资料集《毛泽东思想万岁》、高桥勇治主编的论文集《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等。
 
  在中苏论战和“文革”期间,海外更多的人钦佩毛泽东的独立精神,特别是在亚、非、拉各国,毛泽东成为反殖民主义的主要象征。这一时期,毛泽东文献在海外大量出版,主要有:1970-1972年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10卷本《毛泽东集》[15];1973年施拉姆编译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书中收入了毛泽东在1956年到1971年的谈话与书信;1974年施拉姆编纂的《未发表的毛泽东讲话》由美国企鹅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布朗大学翻译了一套英文毛泽东著作的多卷本。1979年3月在德国出版了毛泽东著作的七卷本,其中第1卷包括1949-1955年间的文章,第2卷包括1956-1957年间的文章,第3-6卷是1958-1976年间的文章,第7卷是评论文章汇编。
 
  四、反思重估阶段(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事非作出了客观评价。受这个决议的影响,海外学者开始反思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16]此后,《毛泽东著作选读》、《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等相继面世,国内出版了大量档案材料,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中外学术交流日益增加,海外学者不断修改和补充自己过去的研究,使这个阶段的毛泽东研究逐渐走向正常化轨道,研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骤减,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明显减退。西方成立了以毛泽东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学术研究机构,并召开与之相关的学术研讨会,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欧美的一些城市纷纷设立毛泽东研究中心,培养了一批这方面研究的年轻学者。英国的《中国季刊》和其它一些中国学刊物大量刊发了重新研究毛泽东的文章,并形成了对毛泽东研究的“重新评价”之争。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毛泽东思想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拓宽了毛泽东研究的视野。
 
  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改善后,苏东的毛泽东研究愈来愈尊重事实,客观公正,对毛泽东及其哲学思想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前苏联的米哈尔·格鲁贝1981年出版的《毛泽东的遗产》、原南斯拉夫的M.彼得洛维奇1982年撰写的《从马克思到毛泽东》比较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思想,肯定了它们对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重要意义和价值。P.西米奇1986年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则比较系统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1992年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1、2、3期合刊上刊登了科瓦廖夫所写《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1993年《新时代》杂志发表瓦西里·西季赫梅诺夫的《毛泽东同斯大林、赫鲁晓夫的关系》等。
 
  西方学者的研究更加客观深入。与前一阶段相比,西方毛泽东研究的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泽东时代结束,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兴趣有所下降,毛泽东研究成为少数学者从事的一般性学术研究。二是从研究内容上看,又回到对毛泽东的整体研究上,掀起了不大不小的毛泽东遗产研究热和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热。也有学者开始对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三是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研究的资助明显减少,毛泽东研究的规模也大大缩小。四是在欧美国家的毛泽东研究明显降温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出现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热,悉尼、格里菲斯等地成立了现代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涌现出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西方的毛泽东研究中心渐渐由欧美转移到澳洲。
 
  这一时期的主要理论成果有特里尔的《毛泽东传》(1980年)、弗朗西斯·苏的《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1981年)、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1982年)、施拉姆的《毛泽东:一个初步的再评价》(1984年)及《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1986年)、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5-1965》(1987)、《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66-1982》(1991)[17]等,澳大利亚的格雷姆·扬和尼克·奈特的《毛泽东的〈矛盾论〉——对解放前的版本的注释》(1981年)和《毛泽东论辩证唯物主义》(1990年)、雷蒙德·F.怀利所著《毛主义的出现:毛泽东、陈伯达及其对中国理论的探求(1935-1945)》(1980年)、S.利斯所著《毛主席的新衣:毛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研究:回顾和展望》(1984年)、泰维斯所著《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1984年),施拉姆所著《毛泽东的思想》(1989年)、K.盖公尔所著《毛主义的形成》(1990年)、H.齐克所著《毛主义的兴与衰》(1990年),麦克法夸尔所著《中国政治: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1997年)、《中国后毛泽东时代改革的悖论》(1999年)。另外,麦氏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是海外研究中国“文革”发生原因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广泛的专著,全书共分三卷,约1700页,100多万字,其中第一卷、第二卷分别于1979年和1983年由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并于1988至1990年间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已于1997年出版,至2012年香港出现中文译本。
 
  1984年,施拉姆在《中国季刊》发表《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18]一文,对1976年以来的毛泽东研究进行了全面总结,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在1986年毛泽东逝世十周年之际,世界各地举办了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发表了“纪念毛泽东”专辑,对毛泽东逝世后十年来的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与反思。其中包括斯塔尔的《“正确”和“错误”:毛研究以及毛的政治思想的再评价》,奈特的《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中的经验主义和论述方法》,格雷姆•扬的《毛泽东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沃马克的《毛在何处误入歧途:毛泽东“左”倾政治中的认识论与意识形态》,迪特默的《毛泽东之后的十年》等文章。斯塔尔和奈特指出了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的主要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在十来年的认识中,‘正确’的毛和‘错误’的毛都同样被当成了稻草人。”[19]“毛泽东研究领域中的种种争论是相互对立的推理间的争论,其中大部分未加阐明的理论设定相互之间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各个推理之外并没有普遍的、中立的领域可以作为评判的标准。”[20]这说明,国外学者在经历了十年的磨练之后,不仅对毛泽东本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而且已经意识到自身研究的不足,正力图走出原有的思维框架,依据新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做一个更为客观的揭示和展现。
 
  1989年,伴随国内掀起的“毛泽东热”,国外毛泽东研究再度升温。施拉姆发表了他的名著《毛泽东的思想》。在结束语中,施拉姆指出:“即使到今天,对毛泽东这个人,对他的思想,要作最后定论,还应该进行进一步的探讨。”[21]麦克法夸尔等人主编出版了《毛主席的秘密讲话:从“百花运动”到“大跃进”》(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22]该书由史华慈首先对史料的背景、真伪和价值进行了细致的勘定,然后再从文献的脉络中梳理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体现出来的“整体救赎”(Total Redemption)与“全面挫折” (Utter Frustration)之间的复杂关系。[23]这些研究说明,国外学者进一步认识到毛泽东研究的复杂性,他们的研究开始走向成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走向新的高度。1993年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国外举办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学术研讨会。1994年《中国季刊》春季号推出了“毛泽东百年”专栏,发表了施拉姆的《毛泽东百年:一个统治者的遗产》[24]和何迪的《最受尊敬的敌人:毛泽东视野中的美国》等两篇长文。1997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保罗•哈里(Paul Healy)、尼克•奈特(Nick Knight)主编的《毛泽东思想的批评性透视》[25]一书,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泽东思想研究者的标志性学术专著。该书第一部分是“导论:毛泽东思想与核心学术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三部分是“全球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毛泽东思想”。从该书收入的论文内容看,涉及全球化、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新政治经济学、阿尔都塞的文化遗产、政治运动与社会变迁、斯大林主义影响、毛主义的东方话语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毛主义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前沿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西方毛泽东研究在主题、框架和论域的新方向,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26]
 
  注释
 
  [1] 重视海外毛泽东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的一个共识。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最先组织开展了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译介工作,李君如、石仲泉、许全兴、萧延中、侯且岸、叶卫平、毕剑横、陈葆华等一批学者较早关注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成果方面,除了各家刊物零星发表的译文与概况介绍外,中央文献出版社内部发行了十辑国外毛泽东研究丛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萧延中在1997年主编了四卷本的《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将这一时期已有的译作以及部分国外最新文献结集出版,为深化国内对西方毛泽东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文献来源。
 
  [2] 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3] 陈葆华.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评述[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页。
 
  [4] 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1(4):66-70。
 
  [5] 贾金玲.国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历史进程及主要理论成果概述[J]国外理论动态.2011(4):66-70。
 
  [6] [美]费正清著,张理京译.美国与中国[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
 
  [7] [美]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8] [美]罗斯.特里尔著,胡为雄、郑玉臣译.毛泽东传[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99页。
 
  [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编.美国中国学手册(增订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版第2页。
 
  [10] 施拉姆的《毛泽东》在出版后10年间曾再版8次。中文本见:[美]斯图尔特·施拉姆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编辑组编译.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11] [美]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著,霍伟岸、刘晨译.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M].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版。
 
  [13] [港]金思恺(Steve Chin).毛泽东思想:内容与形式[M].香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社,1976年版.
 
  [14] 尚庆飞.文献学视域中的毛泽东研究—从日本版《毛泽东集》的编辑原则谈起[J].南京大学学报,2006(2).
 
  [15] 1983年修订再版,并于1983年12月26日到1986年3月26日,在竹内实的主持领导下,又出齐了《毛泽东集·补卷》(共10卷)。
 
  [16] 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海外部分左翼学者对中国粉碎“四人帮”,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表现出极大不理解,认为中国在搞所谓“非毛化运动”,修正主义正在复辟。合众国际社高级编辑史密斯发表的文章,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夏尔•贝特兰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辞职书》,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阿瓦基安在其著作中的论述,都持这种观点。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海外学者特别是西方那些“左派”学者受到很大震动。因为他们过去一直赞扬“文化大革命”,崇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现在中国改变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们感到很尴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和对中国自1979年以来发表的以前未曾公开的毛泽东著作及其他有关文件的研究,他们渐渐摆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幻觉,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写出一些更有深度和力度的学术著作。表面上看,这个阶段海外的毛泽东研究热大大降温,著述剧减,而实质上对毛泽东的研究更趋于深入。
 
  [17]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Revolu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66-198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rst Edition (November 29, 1991)
 
  [18] Stuart R. Schram,“Mao Studies: retrospect and prospect”,No.97(1984), The China Quarterly.
 
  [19] John Bryan Starr,“`Good Mao', `Bad Mao': Mao Studies and the Re-Evaluation of Mao's Political Thought”.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Jul., 1986), pp. 1-6.
 
  [20] Nick Knight,“The Marxism of Mao Zedong: Empiricism and Discourse in the Field of Mao Studi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 16 (Jul., 1986), pp. 7-22.
 
  [21] Stuart R. Schram, The Thought of Mao Zed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06.
 
  [22] 该书由麦克法考尔(Roderick MacFarquhar)、齐慕实(Timothy Cheek)和吴文津(Eugene Wu)主编,谷梅(Merle Goldman)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资深学者参加,1989年由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分为“导论”和“文献”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由麦克法考尔、史华慈、谷梅、吴文津、齐慕实五位学者分别撰写的导读性论文组成;后一部分由毛泽东1957年到1958年间的19篇讲话组成,其中“百花运动”时期的讲话14篇,“大跃进”时期的讲话5篇。
 
  [23] Benjamin I. Schwartz, “Thought on the Late Mao——Between Total Redemption and Utter Frustration”, in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1989, pp19-38.
 
  [24] Stuart R. Schram, “Mao Zedong a Hundred Years on the Legacy of a Ruler”,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137. March, 1994. pp. 125-143.
 
  [25] Arif Dirlik,Paul Healy and Nick Knight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Zedong' Thought.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97.
 
  [26] 参见萧延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的趋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6),pp39-46.
 
  本文系第 51 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2M510350)“《中国季刊》与国外当代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特此致谢。
 
  (管永前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后)
(责任编辑:王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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